作者｜胡宗仁，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江苏省领导学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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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是中国烈士纪念日。我们向所有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自由，为了国家繁荣昌盛，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致敬！

10月1号，是国庆节。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回望是为了永恒的纪念，缅怀是为了更好的前行。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愿大家一起，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摘要：从组织学角度而言，中国共产党奋进百年的历程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独特强大组织力的形塑和锤炼过程，逐步形成在领袖集体、使命愿景、组织体系、组织原则和骨干队伍等组织要素上的独有优势。也正因为拥有这些优势，中国共产党才能摆脱历史上其他组织的实践困境，进而为中国社会走出低组织化状态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本文通过历史、理论和实践等三重逻辑，揭示中国共产党独特而强大组织优势的历史生成和实践拓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三重逻辑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2020年发布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民对政府满意度的持续性，尤其是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从2003年的86.1%上升到2016年的93.1%。相较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公民对政府满意水平的普遍下降，中国公民的政府高满意度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为此，近年来，西方中共学研究者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创造经济奇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密码是什么”和“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议题展开深度研究[1]，力求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的秘诀。在这里，笔者将中国共产党视为特殊的政党组织，试图从组织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独特而强大组织优势的三重逻辑，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学理研究提供一个组织学的解释框架。

01

历史逻辑：

历史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

民国初年是政党组织层出叠见、异彩纷呈的时代。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纷纷效仿西方民族国家建设的经验，通过成立政党、制定党纲等方式，为中国社会摆脱困局、寻求出路开列治病良方。312个政党组织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但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众多政党组织中脱颖而出，成为组织整个社会的基本政治力量，有着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组织根源。

（一）传统社会的低组织化形态

国家治理有赖于一定的组织及其组织形态，因而，不同的组织形态和组织方式影响着不同时期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周朝以降，传统中国尽管呈现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总体特征，但由于组织国家和社会的具体形态不同，各个王朝相应地呈现出国家治理方式的异质性和治理水平的差异性。从组织学角度而言，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根本性转型肇始于唐宋时期的“组织之变”。国学大师钱穆曾言：“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2] 宋王朝的两个改革打破了“门第社会”的组织基础并为后世王朝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一，科举制度的成熟化。宋朝是科举制度承前启后的朝代，尽管科举兴起于隋、发展于唐，但到宋代科举制度臻于成熟，及至清末宣统年间，作为制度的科举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科举制度的推行为中央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国家治理人才，从此，士大夫阶层跃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也正是因为这种力量的存在，中央政府的治理逐步摆脱了对地方势力的依靠，实现了与贵族势力的分离。其二，募役法的推行。神宗时期的募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由此，自秦朝以来施行的农民每年遵服徭役（力役和兵役）的制度为上交役钱所替代。特别是募兵制的推行，通过灾年招募流民和饥民当兵的方式，改变了唐代“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府兵制。从此，秦汉以来形成的“兵农合一”的基层组织不复存在，家族、乡绅和胥吏逐渐成为基层治理的主要力量。

宋朝的制度变革客观上强化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权力的高度集中，但贵族与国家治理的分离、兵与农的分离等制度安排一定程度地消解了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在缺乏有效组织形式和治理方式的前提下，宋朝以降的历代王朝，中央政府缺少了与地方具体的组织连接，而民众也因为以钱代役和兵农分离割裂了与国家在政治义务和心理情感上的连接。宋代改革一定程度地导致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低组织化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地方事实上难以形成抵御外敌的有效组织力量。因此，大英帝国仅仅凭借25艘军舰、1.9万人的军队就能迫使大清王朝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英法联军仅仅依靠2.5万人的军队就能长驱直入北京，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二）近代先进的组织化设想

针对近代中国低组织化状况，为了改变“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社会状态，进而从基层寻求组织社会的力量，近代先进人物和有识之士提出了一系列国家治理的组织化设想，其中尤以孙中山的“宗族团体论”、梁启超的“新民团体论”和梁漱溟的“集团生活论”为典型代表。

孙中山的“宗族团体论”。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观念，本是一盘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但除了民族团体之外，中国尚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由这种观念推广出去，便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我们失去了的民族主义要想恢复起来，便要有团体。我们要结成大团体，便先要有小基础[3] 。正是基于这一假设，孙中山设想以数百个大姓为小基础，以此作为组织基层社会的纽带，借此形成社会的整合和团结。

梁启超的“新民团体论”。梁启超认为：“吾中国人之无国家之思想也，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根源在于君主统治之下的国民知有天下、知有朝廷，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在批判民族劣根性的前提下，梁启超融合中西民族精神的特点，提出以“独立而合群”“自由而制裁”“自信而虚心”“利己而爱他”等“其形质相反，其精神相成”等十种德性作为塑造“新民”的标准，通过“道德上独立”而“组织上合群”的“新民”的有机联合，最终形成独立之国家。[4]

梁漱溟的“伦理关系论”。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亦是世界闻名的。中国老话有‘国之本在家’及‘积家而成国’之说；在法制上，明认家为组织单位。中国所以至今被人目之为宗法社会者，亦即在此。”[5] 与西方相比，中国人缺少诸如以教会、行会等主要形式的集团生活。集团生活在组织形式上不以家庭为出发点，其多半依据地域、职业或信仰等各要素进行分别。正由于此，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人应以伦理组织社会，将家庭父子兄弟关系推广到大社会上去，由内而外地将社会连接在一起。

（三）国民党早期的组织化尝试

当然，在国家的组织化建设中，中国国民党是第一个进行系统设计并将方案付诸实践的政党。与借助政党实施组织化治理的其他政党相似，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人物自1894年成立兴中会伊始、历经25年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改造，于1919年10月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应该说，中国国民党组织改造和变迁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不同时期国民党有关国家治理的组织化努力的不断碰壁和重新尝试的过程。直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孙中山等国民党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并非每个政党都能组织社会，唯有“有主义、有纪律、有领袖”的政党才能够成为组织社会的核心力量。从此，国民党确立了“以俄为师”的建党方针，并按照“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模式重新改组国民党。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即指出了国民党改组的两大基本任务：“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6]

就组织学角度而言，国民党未能获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在于组织改造和组织建设的不彻底性。同样是“以俄为师”，但相较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至少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存在着组织建设的“短板”：其一，组织自身的组织化。政党作为组织社会的一种力量，其对外功能的释放一定程度取决于组织自身的组织化水平。改组之前，无论是兴中会、同盟会还是国民党，都是相对松散的组织，其性质更接近于俱乐部。改组之后，国民党同样未能真正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组织体系，尤其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长期无法形成稳定的领导核心，致使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呈现“中央有党、地方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的格局。其二，组织架构的体系化。组织自身的组织化一定程度受制于组织内部政治架构的体系化。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师法苏俄权力集中的组织形式，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念却是仿照西方分权学说而设计的，因而，“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7]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大佬陈果夫不禁发出感慨：“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

02

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的要素构成

从组织发生学上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师法苏俄而建立的政党，可谓同根同源，但两者的历史命运存在显著差异。历史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究其根本是与中国共产党彻底而又创造性地学习列宁主义式政党的建党原则密切相关。在《进一步，退两步》及其他著述中，列宁鲜明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必须按照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必须实行严格的纪律；必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学习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原则，并将其与中国革命相结合，逐步锤炼成为具有鲜明风格和独特优势的政党组织。其组织优势的要素构成具体体现在：

（一）拥有目标远大的领袖集体

历史之所以没有选择中国国民党，是因为其未能彻底地学习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而中国共产党初期之所以历经种种挫折，其原因则在于党的早期领导人教条式地照搬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因此，是否拥有立场坚定、目光远大和威望崇高的领袖和领袖集体，直接关乎政党的前途命运。研究者认为，政党的领袖特别是缔造者们所做出的那些关键的政治抉择、为控制组织而进行的第一次争斗以及组织形成的方式，将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印记通过长期的沉淀和聚合，逐渐演化为特定的组织品质和组织人格，成为该组织区别于他组织的基因并为组织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传统性力量。

经过早期的曲折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一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稳定而又强大的领袖集体，这些中共的缔造者们形塑了党的组织建设的独特风格，为中共艰难却又辉煌的奋进历程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通过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同目标和根本宗旨，赋予组织建设以宏大的使命价值和崇高的人民情怀；通过将“支部建在连上”，建立起严整的组织体系，为将党的意志渗透到基层提供行之有效的组织架构和组织保证；通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锤炼出了对党忠诚、对事业忠诚的信念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英雄主义精神；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运用集中教育方式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先河，为党的思想统一和组织团结提供创新方式。中共缔造者们所有思想和行动上的努力，以及在努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对人民的关切和对事业的执着、成就大业的耐心和当机立断的果决、务实的作风和浪漫主义的情怀、开放的视野和扎根本土的精神等看似矛盾的复合特性，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精神传统和组织传统的核心部分。

（二）拥有使命崇高的组织愿景

组织的使命是指该组织在更大社会系统中所处的地位、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它要回答的是组织为什么而存在、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等一系列有关组织的元问题，因此，组织使命决定了组织的性质和宗旨，示明了组织存在的根本理由和最高理想；而使命的感召力决定了人追随组织的意愿程度，是一个组织能否做大、做强和走远的关键。事实上，任何基于目的性建构的政党组织都有其特定的组织使命，但具有使命的政党并不必然成为使命型政党。使命型政党至少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拥有宏大的组织使命，没有宏大使命的政党终将沦落成为追逐组织自身特殊利益的工具；其二，践行组织的神圣使命，没有对组织使命始终如一的践行，政党也终将异化成为谋取集团和私己利益的工具。

就此而论，中国共产党属于使命型政党。因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便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摆脱其他脆弱性政党的偏私和狭隘，获得组织使命的宏大感和神圣感。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自觉地将组织使命嵌入现实的社会行动，通过宏大的组织使命来发动和催生社会行动，又通过丰富的社会行动来坚守和践行组织使命，从而使理想化的使命获得鲜活的生命力和实践感。正是因为兼具了上述两种基本条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使命具有远超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强大韧性，并进而成为持续推动组织发展的强大精神感召力量。

（三）拥有结构严密的组织体系

政治学者迪韦尔热指出：某些政党之所以强大及具有效率，而另一些政党之所以疲弱及不灵，都经常可以在政党的架构中获得解释[8]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便是一个典型例证。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就对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作出相对明确的规定：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等。中共二大通过的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自下而上初步确立了党小组、地方党支部、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等五级党组织体系。进言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即强调以组织的形式而存在，以体系的贯通而发展，通过设置和建立包括党的中央、地方、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体系，使得党的领导真正实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正是因为具有自上而下的严明组织体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特别是基层组织功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有学者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之失败，重点出在党政结构呈现倒金字塔型、组织建设只重上层不重下层的问题上。地方党、政自成系统，双轨并行，纠纷不断，党组织在地方少权力、无威望，不能生根，地位弱化。相较而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基层党的组织力成为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共产党那里，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基层党的组织发挥着广泛性、基础性和整合性的功能，以至于蒋介石反思失败原因时将“组织严密”视为中国共产党的最为要紧的组织优点。

（四）拥有执行有力的组织原则

政党是不同要素按照特定政治目标要求形成的体系化组合，而不同政党的差异化组合方式则取决于政党组织原则的性质，因此，组织原则是政党组织建构的基本准则，也是政党产生组织力量的制度源泉。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根本组织制度，这一制度的形成深刻地受到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影响。列宁认为，处在专制政府高压统治下的政党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建立从基层党支部到党的最高领导的中央集权的等级制结构。这种结构的前提就是，一方面严格听从自上而下的命令和党的等级制中的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活动的监督，但另一方面又通过党员自由选举党的各级领导来确保民主，通过普遍投票决定党的问题来确保民主[9] ，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战争环境和隐蔽状态下党的生存和前途命运问题。从此，民主集中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

自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党章决案》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起，民主集中制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性原则。作为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所要回答的实际上是民主的还是专断的行使权力的问题。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么曲解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要么直接放弃民主集中制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根本制度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六条原则，并将这些原则深深扎根于党的组织建设的每一个要素环节之中。民主集中制既强调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又强调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既强调基于服从的上下关系，又强调基于权利的个人诉求，其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而具有无比强大的制度韧性。

（五）拥有忠诚担当的骨干队伍

一般而言，政党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因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的不同所规定的差异性，但能否塑造一支合格的具有强大执行力的骨干队伍，并且凭借这支队伍来维系组织的生存、实现组织的目标，却是任何政党组织都应具有的共同特性。这一特性，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建设中则显得尤为突出。按照列宁的理解，就组织构成而言，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是一个秘密的组织，它是由职业革命家所领导的，具有自己特征的、由富有牺牲精神和政治水平的精英分子组成的党[10] 。因此，拥有一批对政党的政治理念和组织使命具有强烈认同感的骨干分子，是政党组织之所以能够有效运作的前提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种意识形态认同式的政党，这种政党强调党的骨干对政党的共同政治意愿和政治价值的高度认同，强调在思想认同基础上形成的积极的政治心理情感，以及由这种心理情感所驱使的一致性的政治行动。不难发现，从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将打造意识形态认同的骨干队伍作为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其具体表现在：将政党的政治理想嵌入干部队伍建设的具体过程，通过将党的使命要求转化为不同时期干部塑造的现实标准，切实解决骨干队伍建设的规格和质量问题；重视党对精英队伍管理的政策供给（制定干部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供给（设计干部录用制度并选拔推荐干部），切实解决党对干部队伍塑造过程的管理问题；通过以整党整风为主要形式的集中性教育，从思想上淬炼骨干队伍，切实解决干部的思想力转化为行动力的问题。通过意识形态认同的塑造，中国共产党逐渐锤炼出一支忠诚担当且具有强大行动力的骨干队伍。

03

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的现实拓展

通过上述构成要素的生成性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构既带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般特性，体现出列宁式建党原则的基本底色，同时更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将组织建设扎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历史使命和现实担当、本土意识和时代潮流的融合过程中，不断地锻造组织的能力和品质，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塑造具有浓厚的中国化色彩和更为强大的韧性力量。当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既不具有先天性，也不具有必然性，它是作为组织的中国共产党面临外部风险压力和内部生存动力的自我觉醒、自我发展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如何拓展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空间，锤炼适应时代要求的更为强大的组织优势，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

（一）塑造以一流政治家为目标的领导集体

美国学者熊玠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锋队逻辑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士大夫政治逻辑有某种契合之处，它们都强调要由一个优秀的团队肩负起领导责任，带领民众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秩序”[11] 。如同政党缔造者们的思想和行动会为组织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政党领导集体的思想和行动同样会给组织未来的发展留下深刻的烙印。在继往开来的发展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应当承续百年组织发展的韧性传统，另一方面也应当为更加不确定的组织未来创造新的传统，这一神圣使命对正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基于此，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努力成为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这一观点实际上道出了任何政党都需要拥有一流政治家和领导人的内在规定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始终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准确而又敏锐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航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着力破解国内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心着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谋划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坚守根本宗旨、坚持人民至上，通过科学施策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确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风险挑战；积极开展以群众路线、“两学一做”、初心使命、党史学习教育等为主题的教育活动，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着力夯实组织建设的思想基础。所有这些思想和行动的努力，都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为一流政治家的时代探索和尝试，而这些探索和尝试的经验成果也将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建设的有益的组成部分。

（二）凝练以增进感召力为根本的组织使命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而组织的力量则来自组织自身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其使命型特质是由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责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禀赋和对政党使命的持之以恒的践行所共同决定的，这就从根本上形塑了中国共产党相对于其他政党组织的独特性。但是，正如有研究者所认为的，任何政党都一定程度地会经历从组织完全献身与实现其事业的起源阶段到下一阶段的转变。在下一阶段，政党规模不断扩大，政党官僚化倾向渐趋凸显，组织成员从最初参与的热情转向冷漠等[12] ，因而，早期为了达成共同利益目标而形成的向心力量可能会受到追求个人利益的离心力量的消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和部分老党大党长期执政地位丧失的事实，足以引起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高度警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是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纵观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百年进程，尽管党的组织建设历经各种挫折和风险，其中既有革命环境下个别成员变节而导致的党组织的破坏，又有因为党内路线斗争而给组织带来的冲击，还有改革开放条件下外部思想观念的挑战而造成的组织建设的松懈，但是，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回归初心、牢记使命，能够以组织使命衡量和修正组织行为，并且凭借使命的力量化解风险、走出困局。使命的力量来自于使命的感召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共的组织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不断赋予组织使命以新的时代内涵，持续增进组织使命的感召力，并通过组织使命的力量聚合组织、凝聚人心，将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增强和拓展党的组织优势的必然选择。

（三）建构以提升组织力为关键的组织体系

列宁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13] 。这里所谓的组织的物质统一实质上指的是组织体系的统一。事实上，注重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历程不断传承的显著优势，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经受各种挫折考验，正是因为具备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当然，建立严密完整组织体系并非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的，其基本动因和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建立严密有序、上下一体、执行坚决的组织体系，形成组织内部层级要素高效协作状态，并通过要素协作所产生的力量及其组织能量自上而下的传导，有效发挥中国共产党的现实组织力。

正是基于这一功能定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党的组织建设应“以组织体系的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判断，并且针对基层党的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的事实，强力推进基层组织建设。目前，中国共产党业已形成了由9500多万党员、480多万基层党组织、3199个地方党委组成的组织体系，在量的增长的基础上，如何提升组织体系建设的质量将成为中国共产党迎接未来挑战、展示组织优势的重要课题。其一，进一步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在畅通中央“最初一公里”、地方“中间段”和基层“最后一公里”的同时，密织组织网络、强化要素整合、注重层级协作、优化组织运行，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力的释放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和结构支撑。其二，以组织力的提升带动组织建设质量的提升。在健全基层组织、优化组织设置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组织建设的内涵、创新组织运行的方式、增进组织建设的能力，通过基层组织的内部整合推进组织外部功能的释放，通过组织的外部影响的扩大倒逼组织建设质量的提升。

（四）完善以强化约束力为指向的组织纪律

组织纪律是规范和处理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党组织与党员之间以及党员与党员之间关系的行动准则，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重要保证，也是确保党的组织力量和组织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制度前提。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政党，靠什么来管好自己的队伍？靠什么战胜风险挑战？除了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外，必须靠严明规范和纪律。我们提出那么多要求，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来落实，光靠觉悟不够，必须有刚性约束、强制推动，这就是纪律。” 但是，目前党内在组织纪律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地方组织松松垮垮，组织纪律、组织规矩淡薄松弛；有的领导班子要么只讲集中不讲民主从而导致家长制、一言堂，要么只讲民主不讲集中从而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有的领导干部个人主义、自由散漫现象严重，“七个有之” 问题仍较突出。

党的百年组织建设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铁的纪律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也将依靠铁的纪律战胜未知的风险挑战。当前，中国共产党应以强化制度约束力为重点，从组织体系和领导干部两个方面推进组织纪律的建设。其一，完善民主集中制度。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建设的基本组织原则，也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因此，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制度约束力的前提和抓手。目前应在加强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架构建设的同时，将民主集中制深度而又实质性地嵌入组织体系运行的具体过程之中，通过创新实现方式、优化运行机制，切实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 。其二，完善其他组织制度。健全和完善以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法规体系，增强组织观念、强化制度执行，切实解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的忠诚、组织上的服从和行动上的守纪问题。

（五）打造以锤炼战斗力为核心的干部队伍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语境中，“干部”是一个复合型的角色，是一个极为宽泛的群体。正如美国学者梅斯纳所言的：在观念上，干部是一个具有高尚的革命价值观，为实现革命目标而献身的无私的人；是一个能完成各种任务，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和要求的多面手；是一个又红又专，但首要的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红以及潜在的专；是一个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而且能独立地主动地执行党的政策的人；是一个服从党组织的纪律，同时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人[14] 。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干部角色描述的话语有着相应的变化，但干部角色所承载的使命价值和能力诉求却是恒定不变的，进言之，在百年奋进历程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德”和“才”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标准，以德的标准锻造干部的思想力、以才的要求塑造干部的行动力，通过思想力和行动力的结合，不断锤炼干部队伍的战斗力。

因此，能否围绕德才标准，建立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影响因素。针对目前部分地方、部分领域一定程度存在的“对党忠诚”变为“对个人忠诚”、“由少数人选人”和“在少数人中选人”、“平庸淘汰杰出、劣质淘汰优胜、小人淘汰君子”的“逆淘汰”现象，当前干部队伍建设应不断形成开放包容的选人视野，以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胸怀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积极营造有序竞争的晋升环境，通过以党管干部为主导的可控而有序的竞争，激发执政队伍想干事、干成事的激情；努力建构有效管用的激励机制，以注重工作实绩为关键，通过强化晋升激励和价值激励的结合化解干部队伍动力不足的难题；不断加强干部队伍的监督管理，通过建立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的“正淘汰”制度，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提供雄厚的干部基础。

*本文为山东省重大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批准号20AWTJ02）子课题“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路克利.全面看待当代西方中共学[J].前线,2020(2).

[2]钱穆.理学与艺术.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6)[G].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209.

[3]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674-675.

[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32.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19.

[6]茅家琦等.中国国民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214.

[7]王奇生.从组织形态看国民党的失败[J].人民论坛,201(7).

[8]莫里斯·迪韦尔热.政党概论[M].香港: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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