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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组织都应该去趟古田
发布时间:2021-10-09 15:06  文章来源: 零术语公众号   作者:零术语   点击:次

作者 | 零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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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古田会议是真正的胜利的起点,是一个组织由散乱到有序、由弱小到强大的转折。这个转折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掌握一支军队,是在井冈山上,这就是红四军,也叫朱毛红军。这支军队主要有三部分组成:毛泽东秋收起义的部队、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秋收起义的农民军,以及井冈山“原住民”袁文才和王佐的“绿林好汉”,全军总共1万多人,其中湘南农军占大头,8000多人。

这支军队在作战上是英勇的,但成分复杂,且主要是大字不识的农民,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打仗是为了谁。为什么打仗是知道的,因为活不下去了,不打仗就填不饱肚子,所以热衷于打大城市,因为大城市里有饭吃、有钱花。

这种想法,跟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但之所以没有变成农民起义,而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因为古田会议确立的原则: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过程十分曲折。大致可以用两封来信串起来。

红四军收到中央“二月来信”时,已经是两个月后的1929年4月。当年1月,为了补充给养,也为了避免被围剿,红四军走下井冈山。一路上战斗并不顺利,甚至朱德的妻子吴若兰也被俘牺牲。直到2月中旬打赢了大柏地战斗、3月中旬占领了较为富裕的“小上海”长汀,红四军的日子才好过一点。但也就是在部队气势刚刚抬头的时候,滞后的“二月来信”到了。

“二月来信”的主要意思是,当时形势下,红四军很难形成大的割据局面,要求“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以及朱、毛离开红四军。对此,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写了一封回信,信里说了很多情况、讲了很多道理,核心观点只有一个:来信太悲观、四军不同意。

相比“二月来信”不太正确的指导和带来的消极影响,此时的红四军内部正在滋生更严重的危机:思想混乱,争论不断。

在那个时候,争论几乎是必然的。因为部队成分问题,更因为整体上仗打得不顺利。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顺风顺水时,许多矛盾容易被掩盖;一旦事业和发展遇阻,这些矛盾就会暴露出来。

争论的是什么?按毛泽东的话说,“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红四军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又是从失败的环境下拖来的,“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组织”,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和薄弱的党的领导权。究其实质,是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同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两个思想系统、两个指导路线的斗争。

数月间,争论一直在持续,从上到下,从前委一直到基层,并演化成公开的朱毛之争。

朱毛之争的焦点是前委和军委的问题。前委是红四军最高的领导机关,但随着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在前委之下又设置了军委,所谓“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当时,朱德是支持设立军委的,认为不能“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不能“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毛泽东则是反对的,认为一方面,战争期间,领导层级过多,不利于战斗指挥,快速反应;另一方面,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

事实上,军委也确实一度做了一些违反组织原则的事。比如,红四军给中央的报告,竟然没有经过毛泽东这个前委书记签字;红四军在龙岩小池召开作战会议,决定“三打龙岩”,也没有通知毛泽东与会。虽然后来取消了军委,但产生的坏的影响已经扩散,最终,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出走养病,红四军连吃败仗。

这一段历史不算太长,但确实比较混乱,甚至还出现了攻击个人、挑拨关系等现象。不过,不同意见的碰撞交锋,也客观上促进了新的正确思想的生长。

就在局面几乎不可收拾的时候,时任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的陈毅远赴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直接促成了中央“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起草的,信里对朱、毛各打五十大板,并准确看到二人仅是“工作方法的错误”,提出,“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有了中央的符合红四军实际的指示,再加上这么吵下去,大家身心俱疲,部队受损严重,混乱局面不久后即得到平息,直接促成了1929年年底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的召开。值得一提的是,自古田会议之后,朱、毛二人从此再也没有分开过。

在古田会议上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实际上起到了红四军“宪章”的作用,在此决议下,无论是对于政治组织的党,还是对于军事组织的部队,还的对于后来党领导的各类组织,都是正确建设之源头,成功发展之起点。总的看,大概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建设。

思想是指路的,理想高远方能步伐坚定。对于当时的红四军来说,为了谁打仗、为什么打仗,很多人是模糊的,不清晰甚至不正确。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能说没有理想,但不够高远,所以大多数都是失败的。红军革命不是农民起义,最根本的就在于有高远理想,因而产生了质的差别。

可是这一思想、理想、价值观,在古田会议之前并不统一,主要有8种错误表现:

1.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这是没有看到,如果政治不好,军事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毛泽东由此提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这就是军事(业务)之上,处于更高地位的政治思想(社会理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古田会议给出的药方是教育、训练、批评,以及经群众执行、编制法规等。

2.极端民主化。简单说,就是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单纯看“票数”,可简单地迷信民主是不行的。古田会议给出的主要纠正方法是民主集中制,路线图如下: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有办法,领导有中枢;上级机关要全面掌握下级和基层情况;各级机关须坚决执行决议,迅速传达重要决议;下级机关和基层要彻底了解上级的指示意义,方法可以是详尽讨论,同时,要有有效的执行方法。

3.非组织观点。比如,少数不服从多数,不执行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党内批评变为攻击个人、党外批评等。至于怎么纠正,核心一条是,怎么能提高战斗力,就怎么纠正。

4.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发放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等等。这些事情现在看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却是真实普遍的存在。其纠正方法就是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过时的。

5.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再发展一步,就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分裂主义,危害不浅。毛泽东还特别提醒说,党内批评要抓大放小,如果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这是很大的危险。纠正的原则是6个字:政治化、科学化,路线是科学分析形势,注重调查研究,说话要有证据。

6.个人主义。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几种个人主义表现都很典型,包括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纠正的方法主要有3个方面:思想上加强教育;领导上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改善物质条件待遇。

7.流寇思想。主要表现为做不到艰苦奋斗,不能够扎扎实实,总想着投机取巧,总想着抄近道。纠正的关键是让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加入队伍,改变队伍成分,同时,吸纳新鲜血液。

8.盲动主义残余。盲动就是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干,残余就是清除了大部、还留有一部分,乃至有新的表现。对此,古田会议主要强调在制度和政策方面予以纠正的保障。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说,类似以上的这些错误思想,多多少少都会存在,有的这方面多些,有的那方面多些,有的程度轻些,有的程度重些。特别对于企业组织,纠正这些观点首先领导层要搞明白做生意还是做事业,如果是做生意,那么单纯业务观点无关紧要,有钱赚就行了,可如果想做一番事业,对社会有益的事业,那么就必须有更远大的理想,并且用这个理想去武装组织,建立意义。然后,最好要有发展价值观,没有的要建立,有的要巩固,统一思想才能凝聚力量。解决了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至于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重要的是根据实际,或者借鉴,或者创造,产生解决方法。

二是组织建设。

组织起来,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从把工农组织起来,把军队组织起来,到组织统一战线,再到把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组织起来,力出一孔,则无敌于天下。古田会议解决的就是组织松懈问题,为的是加强领导,加强政策执行力。

古田会议提出了几种组织松懈的问题,比如,“完全忘了教育同志的一个任务”;“在负担重要工作,没有人替代他的情况,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等等。

决议也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

1.在党组织里,支部建在连上,小组建在班排。在整个组织里,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混合编制。

2.统一思想基础,严格执行纪律,行为观念不正确,且屡教不改的,一律清除。

3.各级党组织既要解决问题、指导实际工作,还要教育同志,有计划开好训练班、讨论会等。

4.“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允许找任何借口,来掩护不积极。

5.会议要开得有生趣,既要解决问题,也要教育同志,讲求实际;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负责人要事先准备充分,包括调查清楚、想清楚;充分发扬民主,鼓励会上发言,等等。

一切的组织建设,都是为了提升组织效率。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但商场远没有战场残酷,战场是分分钟都可能见血的、死人的,因此,真正的生命就是组织的效率,支部建在连上也好,开好各项会议也好,在战场上被证明了有效的东西,相信一定对市场上的组织、企业有所启发,哪怕这些经验在现在看上去是那么的“朴实无华”。

三是宣传教育。

毛泽东终其一生的理想,就是当老师、当导师,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又把笔杆子提到了和枪杆子同等重要的位置,后来还被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可见宣传教育在他心中的分量。“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这是古田会议决议里的原话,分量之重跃然纸上。

教育怎么搞?

1.书报。包括党报、政治简报、小册子,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对不识字党员读书报。

2.训练。开训练班,上政治课,集合讲话,个别谈话,做游戏,改良待遇,批评,等等。

3.开会。包括小组会、支部会、联席会、活动分子会、党员大会、政治讨论会等。

宣传怎么搞?

1.发布纲领。

2.切合群众情绪,发布口号。

3.不同对象不同方式,比如城市贫民、妇女、青年群众、游民群众,甚至敌方人员,要分别宣传。

4.有宣传技术。思想重视,加强研究,组建专门队伍,给予费用保障,利用编印壁报、出版画报、化装宣传、演讲演说等多种方式,等等。

当下是一个协同发展的时代,组织与组织、企业与企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协同,就要对内教育,对外宣传,让内部的人目标一致,团结奋斗,让外部的有关联的组织、企业相互了解,命运与共。究其本质,企业里的宣传教育既是企业文化建设,也是企业“政治”建设,并非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

四是工作方法。

古田会议决议是一个工作方法宝库,既有宏观的,也有具体的,既有原则性的,也有操作性的,为的是解决问题。

比如,针对不正确思想等实际问题,先归纳整理表现,再深入分析原因,最后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比如,对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等思想性原则性较强的“传家宝”,作出了如操作手册般的“行动图”。

比如,专门就如何使人开会有兴趣作了论述,如果结合此后的《党委会工作方法》12条来看,如何开会这个问题就会清清楚楚。

要想完成“过河”的任务,就要解决“桥”或者“船”的问题,这是工作方法的作用。一般来说,方法是可学的,而且学到之后受用无穷,跟共产党、毛泽东学什么,很大程度上就是学方法。

任何组织、企业在发展中,都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问题,甚至是混乱的状态,克服这些问题,让组织、企业更健康持久发展,有必要去古田看一看,有必要从古田会议中汲取营养。包括古田会议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实际上都是为的解决实际问题而形成的、作出的。解决实际问题,不能仅仅就问题谈问题,首先就要有思想的价值观的指导,并且通过教育,让这种思想和价值观深入人心,使组织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攥成一个拳头,打造坚强组织和发展“铁军”。为了这个目的,就要提升领导能力,讲求工作方法,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注重经验的总结,掌握好规律,制定好制度,并在纪律保障下严格执行。这些都古田会议历经近百年仍散发光芒的原因,所谓胜利从古田出发,每个组织、企业能从中感受到多少、学习到多少,还是要结合各自实际,取一瓢、或几瓢而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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