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零术语

来源 | 零术语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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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古田会议是真正的胜利的起点，是一个组织由散乱到有序、由弱小到强大的转折。这个转折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掌握一支军队，是在井冈山上，这就是红四军，也叫朱毛红军。这支军队主要有三部分组成：毛泽东秋收起义的部队、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秋收起义的农民军，以及井冈山“原住民”袁文才和王佐的“绿林好汉”，全军总共1万多人，其中湘南农军占大头，8000多人。

这支军队在作战上是英勇的，但成分复杂，且主要是大字不识的农民，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打仗是为了谁。为什么打仗是知道的，因为活不下去了，不打仗就填不饱肚子，所以热衷于打大城市，因为大城市里有饭吃、有钱花。

这种想法，跟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但之所以没有变成农民起义，而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因为古田会议确立的原则：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过程十分曲折。大致可以用两封来信串起来。

红四军收到中央“二月来信”时，已经是两个月后的1929年4月。当年1月，为了补充给养，也为了避免被围剿，红四军走下井冈山。一路上战斗并不顺利，甚至朱德的妻子吴若兰也被俘牺牲。直到2月中旬打赢了大柏地战斗、3月中旬占领了较为富裕的“小上海”长汀，红四军的日子才好过一点。但也就是在部队气势刚刚抬头的时候，滞后的“二月来信”到了。

“二月来信”的主要意思是，当时形势下，红四军很难形成大的割据局面，要求“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以及朱、毛离开红四军。对此，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写了一封回信，信里说了很多情况、讲了很多道理，核心观点只有一个：来信太悲观、四军不同意。

相比“二月来信”不太正确的指导和带来的消极影响，此时的红四军内部正在滋生更严重的危机：思想混乱，争论不断。

在那个时候，争论几乎是必然的。因为部队成分问题，更因为整体上仗打得不顺利。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顺风顺水时，许多矛盾容易被掩盖；一旦事业和发展遇阻，这些矛盾就会暴露出来。

争论的是什么？按毛泽东的话说，“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红四军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又是从失败的环境下拖来的，“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组织”，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和薄弱的党的领导权。究其实质，是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同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两个思想系统、两个指导路线的斗争。

数月间，争论一直在持续，从上到下，从前委一直到基层，并演化成公开的朱毛之争。

朱毛之争的焦点是前委和军委的问题。前委是红四军最高的领导机关，但随着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在前委之下又设置了军委，所谓“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当时，朱德是支持设立军委的，认为不能“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不能“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毛泽东则是反对的，认为一方面，战争期间，领导层级过多，不利于战斗指挥，快速反应；另一方面，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

事实上，军委也确实一度做了一些违反组织原则的事。比如，红四军给中央的报告，竟然没有经过毛泽东这个前委书记签字；红四军在龙岩小池召开作战会议，决定“三打龙岩”，也没有通知毛泽东与会。虽然后来取消了军委，但产生的坏的影响已经扩散，最终，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出走养病，红四军连吃败仗。

这一段历史不算太长，但确实比较混乱，甚至还出现了攻击个人、挑拨关系等现象。不过，不同意见的碰撞交锋，也客观上促进了新的正确思想的生长。

就在局面几乎不可收拾的时候，时任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的陈毅远赴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直接促成了中央“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起草的，信里对朱、毛各打五十大板，并准确看到二人仅是“工作方法的错误”，提出，“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有了中央的符合红四军实际的指示，再加上这么吵下去，大家身心俱疲，部队受损严重，混乱局面不久后即得到平息，直接促成了1929年年底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的召开。值得一提的是，自古田会议之后，朱、毛二人从此再也没有分开过。

在古田会议上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实际上起到了红四军“宪章”的作用，在此决议下，无论是对于政治组织的党，还是对于军事组织的部队，还的对于后来党领导的各类组织，都是正确建设之源头，成功发展之起点。总的看，大概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建设。

思想是指路的，理想高远方能步伐坚定。对于当时的红四军来说，为了谁打仗、为什么打仗，很多人是模糊的，不清晰甚至不正确。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能说没有理想，但不够高远，所以大多数都是失败的。红军革命不是农民起义，最根本的就在于有高远理想，因而产生了质的差别。

可是这一思想、理想、价值观，在古田会议之前并不统一，主要有8种错误表现：

1.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这是没有看到，如果政治不好，军事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毛泽东由此提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这就是军事（业务）之上，处于更高地位的政治思想（社会理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古田会议给出的药方是教育、训练、批评，以及经群众执行、编制法规等。

2.极端民主化。简单说，就是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单纯看“票数”，可简单地迷信民主是不行的。古田会议给出的主要纠正方法是民主集中制，路线图如下：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有办法，领导有中枢；上级机关要全面掌握下级和基层情况；各级机关须坚决执行决议，迅速传达重要决议；下级机关和基层要彻底了解上级的指示意义，方法可以是详尽讨论，同时，要有有效的执行方法。

3.非组织观点。比如，少数不服从多数，不执行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党内批评变为攻击个人、党外批评等。至于怎么纠正，核心一条是，怎么能提高战斗力，就怎么纠正。

4.绝对平均主义。毛泽东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发放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等等。这些事情现在看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却是真实普遍的存在。其纠正方法就是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过时的。

5.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再发展一步，就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分裂主义，危害不浅。毛泽东还特别提醒说，党内批评要抓大放小，如果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这是很大的危险。纠正的原则是6个字：政治化、科学化，路线是科学分析形势，注重调查研究，说话要有证据。

6.个人主义。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几种个人主义表现都很典型，包括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纠正的方法主要有3个方面：思想上加强教育；领导上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改善物质条件待遇。

7.流寇思想。主要表现为做不到艰苦奋斗，不能够扎扎实实，总想着投机取巧，总想着抄近道。纠正的关键是让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加入队伍，改变队伍成分，同时，吸纳新鲜血液。

8.盲动主义残余。盲动就是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干，残余就是清除了大部、还留有一部分，乃至有新的表现。对此，古田会议主要强调在制度和政策方面予以纠正的保障。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说，类似以上的这些错误思想，多多少少都会存在，有的这方面多些，有的那方面多些，有的程度轻些，有的程度重些。特别对于企业组织，纠正这些观点首先领导层要搞明白做生意还是做事业，如果是做生意，那么单纯业务观点无关紧要，有钱赚就行了，可如果想做一番事业，对社会有益的事业，那么就必须有更远大的理想，并且用这个理想去武装组织，建立意义。然后，最好要有发展价值观，没有的要建立，有的要巩固，统一思想才能凝聚力量。解决了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至于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重要的是根据实际，或者借鉴，或者创造，产生解决方法。

二是组织建设。

组织起来，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从把工农组织起来，把军队组织起来，到组织统一战线，再到把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组织起来，力出一孔，则无敌于天下。古田会议解决的就是组织松懈问题，为的是加强领导，加强政策执行力。

古田会议提出了几种组织松懈的问题，比如，“完全忘了教育同志的一个任务”；“在负担重要工作，没有人替代他的情况，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等等。

决议也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

1.在党组织里，支部建在连上，小组建在班排。在整个组织里，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混合编制。

2.统一思想基础，严格执行纪律，行为观念不正确，且屡教不改的，一律清除。

3.各级党组织既要解决问题、指导实际工作，还要教育同志，有计划开好训练班、讨论会等。

4.“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允许找任何借口，来掩护不积极。

5.会议要开得有生趣，既要解决问题，也要教育同志，讲求实际；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负责人要事先准备充分，包括调查清楚、想清楚；充分发扬民主，鼓励会上发言，等等。

一切的组织建设，都是为了提升组织效率。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但商场远没有战场残酷，战场是分分钟都可能见血的、死人的，因此，真正的生命就是组织的效率，支部建在连上也好，开好各项会议也好，在战场上被证明了有效的东西，相信一定对市场上的组织、企业有所启发，哪怕这些经验在现在看上去是那么的“朴实无华”。

三是宣传教育。

毛泽东终其一生的理想，就是当老师、当导师，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又把笔杆子提到了和枪杆子同等重要的位置，后来还被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可见宣传教育在他心中的分量。“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这是古田会议决议里的原话，分量之重跃然纸上。

教育怎么搞？

1.书报。包括党报、政治简报、小册子，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对不识字党员读书报。

2.训练。开训练班，上政治课，集合讲话，个别谈话，做游戏，改良待遇，批评，等等。

3.开会。包括小组会、支部会、联席会、活动分子会、党员大会、政治讨论会等。

宣传怎么搞？

1.发布纲领。

2.切合群众情绪，发布口号。

3.不同对象不同方式，比如城市贫民、妇女、青年群众、游民群众，甚至敌方人员，要分别宣传。

4.有宣传技术。思想重视，加强研究，组建专门队伍，给予费用保障，利用编印壁报、出版画报、化装宣传、演讲演说等多种方式，等等。

当下是一个协同发展的时代，组织与组织、企业与企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协同，就要对内教育，对外宣传，让内部的人目标一致，团结奋斗，让外部的有关联的组织、企业相互了解，命运与共。究其本质，企业里的宣传教育既是企业文化建设，也是企业“政治”建设，并非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

四是工作方法。

古田会议决议是一个工作方法宝库，既有宏观的，也有具体的，既有原则性的，也有操作性的，为的是解决问题。

比如，针对不正确思想等实际问题，先归纳整理表现，再深入分析原因，最后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比如，对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等思想性原则性较强的“传家宝”，作出了如操作手册般的“行动图”。

比如，专门就如何使人开会有兴趣作了论述，如果结合此后的《党委会工作方法》12条来看，如何开会这个问题就会清清楚楚。

要想完成“过河”的任务，就要解决“桥”或者“船”的问题，这是工作方法的作用。一般来说，方法是可学的，而且学到之后受用无穷，跟共产党、毛泽东学什么，很大程度上就是学方法。

任何组织、企业在发展中，都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问题，甚至是混乱的状态，克服这些问题，让组织、企业更健康持久发展，有必要去古田看一看，有必要从古田会议中汲取营养。包括古田会议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实际上都是为的解决实际问题而形成的、作出的。解决实际问题，不能仅仅就问题谈问题，首先就要有思想的价值观的指导，并且通过教育，让这种思想和价值观深入人心，使组织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攥成一个拳头，打造坚强组织和发展“铁军”。为了这个目的，就要提升领导能力，讲求工作方法，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注重经验的总结，掌握好规律，制定好制度，并在纪律保障下严格执行。这些都古田会议历经近百年仍散发光芒的原因，所谓胜利从古田出发，每个组织、企业能从中感受到多少、学习到多少，还是要结合各自实际，取一瓢、或几瓢而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