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剑锋：OB欧宝体育集团董事长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人说，“黑天鹅效应”可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怎么办？我的核心观点是：作为企业与企业家，外部环境我们无力改变，能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唯一的选择只有主动适应新常态，改变自己，做好自己。
前几天，在基石资本的论坛上，基石资本创始人张维谈到一个观点，他说：“作为投资人，我们很少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好不好，只看企业家与企业本身好不好，值不值得投。”我很赞同这一观点。对企业来说，既要有对环境变化的敏锐感知力，又要不被环境及经济好坏所左右，埋头做好自己的事，建好组织、出好人才、做好产品，围绕客户做有价值的事情，你就有生存与发展机会。经济下行期或大疫当头，“免疫力弱”“身体虚”的企业死得快，反之你只要“免疫力强”“身体壮”，就死不了，就能活下来，继续做大的机会就更多。纵观全球经济与企业发展史，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产业领袖产生之时；每一个灾荒之年，都是“大地主”诞生之年。
所谓常态，就是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逆转性的改变，代表了未来三到五年甚至五到十年的趋势。我认为，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有这么八方面趋势性的新常态：

新常态一：中国经济由单循环、高速规模增长走向双循环、有质量的中低速有效增长
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单一的外部国际市场及投资型拉动，未来中国经济要靠国际、国内两大市场双循环，尤其是内需及创新拉动。过去是一切以GDP为核心，追求规模高速增长，一味地铺摊子和高杠杆，而未来三至五年，甚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将会保持在5%~6%，甚至在5%以下，进入有质量的经济中低速有效增长阶段，这将是企业首先需要适应的一个新常态。
对中国企业来说，过去搭乘着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追着“风口”，顺风顺水的日子过去了。未来，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存量结构变化中求生存、如何在产业升级转型中求发展。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靠真本事、硬功夫生存的时代，要靠能力生存、靠高品质产品与技术创新生存的时代真的来了，企业必须要坚持长期价值主义与产品主义至上。
需要注意的是，中低速发展状态也不是一直保持着稳态，也可能会有像2020年因疫情而导致的突然停摆的情况。所谓“失速”，对所有的中国企业来讲，还必须要有抗经济波动的生存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和资产变现能力，以防止企业因现金流断裂而“猝死”。所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要以“现金为王”，要有一定的现金储备。

新常态二：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短时期内不会消失
美国的精英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开始，就达成了共识，确认中国是美国未来的强劲的战略竞争对手，从那时起，中美逐渐开始从全面合作走向全面战略对抗。并且，事关美国战略利益，民主党和共和党事实上已达成了高度共识，那就是在近三到五年要全方位阻击中国的发展，否则没机会了。所以奥巴马时代是暗地里遏制中国，特朗普则是明着直接压制中国。
美国三大霸权：美元、军事、科技。美元霸权依托着军事霸权，军事霸权又仰仗着科技霸权，归根结底是科技霸权，而5G是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核心和基础，所以特朗普说“5G时代美国不能输”，美国不能接受中国在5G技术上领先。而且，他们认为打压中国的“窗口期”就是这三到五年，机不可失，所以要联合盟国一起来打压中国、对付中国。 
基于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形势，短时间内不会重回过去的中美合作关系了，美国对中国市场的打压和技术上的“去中国化”，对中国企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过去中国企业可以全面拥抱美国的技术与市场，现在不仅难以拥抱，弄不好美国还会“当头一捧”或处处刁难中国企业。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已给华为的经营生态带来沉重的打击，华为消费者业务的CEO余承东公开确认由于美国的制裁，华为自研的麒麟系列芯片在2020年9月15日之后无法制造，将成为绝唱。不得不承认，中国在核心技术、核心生态的控制能力等方面跟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等国还存在差距，美国的打压将全面影响到中国的企业经营。
六月份我在深圳讲课时，有两个企业家就提到今年最大的问题就是跟美国打官司。美国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发起知识产权起诉，而且很多是蛮不讲理的起诉，中国企业不得不全面应战，为此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美国法院在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案件中，也存在偏见或政治化倾向，中国企业败诉的比率比较高，而一旦败诉就得背负数亿美元的赔款。虽然中国企业也能反诉，但是跨国打官司的高昂成本往往会把企业拖到泥泞里。这个现象反映了中国企业所处的国际市场环境恶化的趋势。
但这两个企业家也提到，虽然他们的产品已全面超过了美国和欧洲制造，但欧美却是他们底层技术的提供方。所以，中国企业当前所面临的国际化最大障碍是知识产权方面的短板，产业生态控制力的短板。即便市场没问题，科技封锁与产业生态链断供也能阻断我们。而老实说，我们的企业还普遍缺乏知识产权意识与产业生态思维，对知识产权不够尊重，也没有原创性的技术创新能力，抄袭甚至假冒伪劣频出，同时对产业生态的构建投入不足。所以在这个新常态下，美国的制裁会给众多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痛苦与挑战。
在核心技术这个问题上，中国企业必须告别过去的“拿来主义”了，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技术，向结构化创新和原创创新努力，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中国企业也要有利他取势、合作共生的生态思维，正如余承东所提出的：“要把我们的生态构筑起来，要把我们的操作系统、我们的生态服务，我们的芯片、设备、装备和基础的体系能力构筑起来。”
在斗争策略方面，我并不太赞成继续用韬光养晦这一招了，或者说要赋予韬光养晦新的含意了。这个时候人家知道你的实力，也知道你的软肋了，怎么办？该亮剑就亮剑，该妥协就妥协。其实，中美之间的竞争与意识形态没关系，美国当“老大”当惯了，任何人对“老大”提出挑战，美国一定全力打压。当年德国、日本的经济发展对美国造成危胁，美国照样不顾一切将之打趴下，尤其是在决定未来的高科技领域，美国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超越它。华为如果是日本和欧盟的企业，美国同样会全力打压。
只是中国不是日本和德国，想轻易拍倒中国没那么容易，中国经济体量及产业价值链的完整性，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有足够的抗击打韧性，加上举国体制及基层组织所集聚的力量，美国想速战速决打趴中国，难以成功！只要顶住或闪过前面几记猛拳和腿脚，进入消耗战和持久战，我们中国就不怕耗，就可以以时间换空间。所以我们只能当斗则斗，该让步让点步，“边打边谈，斗而不破，闹而不崩，把握好度”，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
对于特朗普竞选前期疯狂打压中国以获得选票的做法，我们还得用中国的灰度智慧来对付——你疯狂，我自冷静，不随其指挥捧起舞， 以静制动，做好自己的事，朝前走。灰度智慧的学问在于，第一，拿捏好分寸，该打就打，该妥协就妥协，打而不崩;第二，时机的把握，还没到与美国全面对抗与全面脱钩的时机，至少不要受民粹主义绑架去主动脱钩，去主动全面冷战，去与世界为敌。而且我认为，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老一代精英，普遍奉行的是丛林竞争法则、二元对立思维，而这是不符合互联网时代的生态战略思维的。我国领导人倡导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当然，邓小平同志确立的韬光养晦方针还不能丢，那就是不能妄自尊大，还要充分认识我们和美国综合实力上的差距，还要以谦虚、开放的心态，向美国及西方优秀之处学习，继续埋头苦干，做好自已、做强自己。

新常态三：全球化升级，全球化规则重构
我并不赞成“去全球化”的说法，在数字化与互联网时代，全球化这个大方向是不可逆的，只是全球化的确进入规则重构，或者说升级的时代了。也就是说，全球化仍然是一种常态，但是会有“新玩法”。在这种趋势下，我们不能再基于工业文明时期的全球贸易规则，而要按照知识文明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新贸易规则来发展。
坦率讲，WTO的贸易规则是有利于新兴市场的，但不太有利于发达国家。中国加入WTO以后，确确实实得到了充分利用规则的红利，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发达国家并没有享受到这么大的好处，所以他们意图重新拟定规则。特朗普的策略并不是去全球化，他只是要重新界定伙伴。他们的种种举措，在我看来，就是要重新“建群”，力图将中国排除在新群外，要重新构建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群规则。
当然，重庆市原市长、现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的黄奇帆则认为是全球化的升级。他认为，全球化升级是从单一中心制走向多中心制、多区域化。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的升级，就是不再以美国为唯一核心，而是形成多个区域化的中心，这也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不管怎么说，全球化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必然的趋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常态。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首先，要在新的全球化视野中去适应新规则，主动参与到新规则的制定中，主动“参群”“建群”，打破美国试图孤立中国的新联盟，而不要自己主动做出“去全球化”等与美国脱钩的举动，更不能试图投机取巧，否则就会受到排挤；其次，也要形成利他取势的思维，要在成就自己的同时还能成就别人，朝互惠互利的方向去发展。尤其是在技术上要学会尊重知识产权，在应对策略上不能走极端，应能屈能伸，刚柔并济。

新常态四：疫情防控常态化
人类物质生活越发达，与自然环境的矛盾越大。在人与自然之间要寻求协调发展之路，但是地球资源的存量是有限的，人类的贪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破坏，而大自然报复的方式有很多种，病毒就是其中之一。未来，在人类与不确定性疾病的斗争中，以疫情为主要标志的突发事件也会成为一种常态。如何精准防治、精准防疫成为一个重大课题，由此带来的间歇性经济“失速”、间歇性经济生活停摆也就必然成为一种新常态。
对于这种情况，我认为中国企业可学习日本企业，要有足够的现金流储备。过去，中国企业比较忽视经营性现金流，甚至不储备能发三个月到半年工资的现金，所以灾难一来，很多小公司账上的钱花完了，房租付不起，工资发不出来，就会在危机到来的第一时间倒塌。所以我们说“现金为王”，当前，谁持有现金，谁就是王者。
对眼下的中国企业来说，活着就是硬道理，要真正把活着作为最高战略，真正把经营性现金流作为企业活着的最重要的手段，任何时候都至少储备足够使用三个月至半年的现金，要做好这种准备。

新常态五：数字化应用与人工智能替代加速
这是一个数字化、智能化加速应用的时代，尤其是在疫情以后，大数据的运用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由于疫情人们不得不普遍居家隔离期间，大数据、人脸识别等多种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大数据成了最重要的资产，数字化的加速应用将是一个新常态。
与此同时，大数据也带来了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权，企业如何利用大数据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企业如何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以及线上线下的融合等问题。
人工智能替代的问题与数字化息息相关，它不仅会替代体力劳动，也会替代知识性劳动，这在未来也会成为新常态。人、机、物如何协同融合？如何和谐生存？智能化加速不仅会危及一些技能性职业，也会让一些知识性工作减少甚至消亡。同时，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的问题，如人与机器的协作、技术道德等也将是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新常态六：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增加，新生代登上职场
中国未来将面临的两个严峻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和生育率降低，人口结构的变化会使劳动力出现短缺。人口老龄化进入凸显期，适龄劳动力的短缺是一个新常态。
人口结构问题是影响社会中长期发展的大问题。截至2018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近2.5亿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岁以上占11.9%，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会带来需求不足，经济发展动能不足。与此同时，201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0.94‰，是自1952年来66年里的最低值。虽然2015年就放开了二胎政策，但新生人口却连续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中国15岁至59岁的适龄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逐年减少，人才抢夺战可能更为激烈，劳动力成本持续走高将常态化。
同时，在企业的管理对象中，“00后”作为真正的移动互联网一代，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会成为主要的新增劳动力，可能将给企业的管理带来新的课题。

新常态七：混合所有制经济
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加快发展，成为一种经济体制新常态。过去，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企业改制变成民企，或国企收购民企、吸纳民营资本等，现在出现 “逆混合”的现象，即民企主动要求国有资本的加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中国企业的治理结构提出了全新的课题。通过一些案例我们认为，相比较而言，国企与民企的财务融合较为容易，但文化和人才机制的融合就很难。因此，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用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不能造成事实上的国进民退，从而压抑企业家精神。那么，混合制企业如何进行文化整合？如何把民营企业的市场化机制和国企的资源优势、品牌优势融合到一起？答案是解决混合所有制经济下治理难题的两个方向。

新常态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即将开启“十四五”规划。“十四五”规划是决胜全面小康收官之年、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着手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从国家层面来看，十九大报告对这一时期的判断是：“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国际国内新形势。历史节点特殊，任务艰巨，意义重大。”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市场经济与国有资本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何在这一历史节点、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下既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又能不断适应环境，寻求长期发展之路。

当然，在上述八种新常态中，从对企业的直接影响角度来看，变数最大的首先是中美关系变局下全球市场影响，其次则是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新机遇。
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红利。比如文化红利，我一直认为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恰恰是强调整体观、系统观的东方智慧大放异彩的时代，是中国禅宗文化制胜的时代，禅宗的“不二法”所强调的就是整体观。还比如数字化、智能化所带来的新制造红利，与西方国家工业文明时期的传统制造领先不同，现在的新制造为中国企业带来的不再是弯道超车，而是变道超车的机会。我们还有奋斗精神的红利、企业家精神的红利，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具奋斗精神的民族，我们很多的企业家早已经功成名就了，还在持续奋斗拼搏。
中国还有融合创新、结构化创新的红利，包括制度创新红利。所以，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企业也得活下去，那就要求我们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我始终认为，困难是暂时的，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始终坚持正能量牵引。我们改变不了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突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