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施炜

《平凡的世界》拍成电视连续剧播出了，引发了我对相关往事的点滴回忆。

1988 年的春夏，我在人大读研究生，一到中午，宿舍里几个同学便捧着饭碗，收听《平凡的世界》连播。李野墨的音色磁性厚实，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的命运艰难沉重，每次听完，兄弟几个都怅然若失，意欲未尽。1992 年秋天，我在南方一所大学教书，经常早上从住宅小区乘大巴前往校园。某一天，我像平常一样，睡意未醒地靠在座椅上，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车上的新闻广播，突然一条消息传来：路遥去世！几乎在瞬间，眼睛里充盈了泪水。这是我今生今世唯一的一次为作家流泪。估计今后也不会再有了。

据说文学评论界对《平凡的世界》评价不太高。不过，这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无关。我们只考虑作品是否与自己“对位”：能否激发情感上的震荡，能否引发心理上的共鸣，能否触动对社会和生活的认知和理解，能否赋予我们前行的力量。《平凡的世界》做到了，她就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碑石；路遥写得真诚，用生命为代价，也就获得了读者发自内心的纪念和尊敬。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至今仍有强劲的生命力，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揭示了中国城乡分割的峻酷现实。

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困厄的人生、无望的爱情，以及为了改变命运而一次次的悲壮撞击，都是在城乡两个世界难以逾越的背景下发生的。农民的身份（以户口为标志），几乎将像孙氏兄弟这样有志有为的青年死死困在前景渺茫的土地上。进入城市的缝隙是那么的小，其过程、路径之惨烈和惊心动魄，是今天的90 后们难以想象的。我读大学之前，基本上生活在农村，虽然不是农村户口，但目睹了兄长、同学们的种种境遇，可以说是感同身受。

20 世纪70 年代末启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极大地改变了农村青年的命运。除了少数升学阶梯上的幸运儿外，大量的农村青年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了现代工业体系和城市生活。他们的收入可能微薄，他们的工作环境艰苦，他们要忍受爱人分居、父母儿女分离的苦痛，但他们获得了走出乡村的希望，以及适应未来不确定性的技能和人力资本。当我在河南富士康工厂门前看到成群结队前来打工的年轻人，不禁百感交集。不管他们是主动还是被动出来，只要进入了现代工业和城市体系，命运就有可能由此而改变。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前方的路也许并不好走，但回是回不去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城市系统如何对待这些从乡村涌入的所谓“农民工”？有些城市势利地认为：农民工最好是城市需要时，则来，不需要时，则走，从而不需要承担社会保障和服务的责任。世界上有这等好事？！你把城市搞光鲜了，却把所谓低素质人口赶走了，城市生态就会不平衡，城市功能就会受到损害，城市发展就难以为继。

未来区域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人口的竞争。哪个城市人口净流入，哪个城市就有未来；哪个城市人口净流出，哪个城市就会衰落。除极少数资源、环境不能支撑的特大城市，大部分城市都应敞开胸怀欢迎农民进城，消除户口和身份障碍，创造条件使他们融入城市生活，提供国民待遇性质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帮助他们提升技能。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那城市不是负担太重了？如果转换思维，完全可以开放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领域，让更多的民营资本参与其中。有人可能又会问：那农民工负担不起怎么办？一方面政府要在政策上向民生倾斜，另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市场机制和社会功能的自组织。有什么样的需求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供给结构。有的朋友可能又会质疑：那样不是不平等了吗？（比如面向农民工子弟的学校收费低质量差）我只能说：这样的高调要么是糊涂，要么是借口，与“何不食肉糜”逻辑上是一致的，完全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农民向城市转移，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机会和动力。在未来城市化的巨潮面前，一切唱衰中国经济的观点都是缺少依据的。那么，农村怎么办？春节期间，一些返乡的朋友面对乡村的衰落产生了浓浓的“乡愁”。我认为，农村人口减少恰恰是“三农”现代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