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炜OB欧宝体育管理咨询集团领衔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研究员，首席咨询师。自1995年起至今从事企业管理咨询工作，擅长市场营销、企业战略等领域。服务过的客户先后有：TCL集团、美的集团、佳通集团、摩托罗拉、六和集团、乐百氏集团、中集集团、天音通信、浦发银行等。在咨询的同时，为国内众多企业提供过管理培训，深受好评。

对“中国制造”的未来，我基本上是乐观的。主要依据，一是“中国制造”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面临巨大的机会；二是“中国制造”企业卓有成效的转型努力。

“中国制造”是中国经济的名片和标志，是其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石。甚至可以说，“中国制造”有未来，中国经济就有未来；“中国制造”没前途，中国经济则前景暗淡。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在重重压力下的确出现了疲软迹象。一些低端、劳动密集型、贴牌代工类企业倒闭破产，部分外资工厂撤转至印度及东南亚国家。有人惊呼：“中国制造”要崩溃；有人痛斥“中国制造”未能掌控品牌、通路、供应链等关键环节和资源；有人从日本的马桶盖说起，引发对“中国制造”的一片质疑；有人耸人听闻地宣称：工业4.0 时代，人家已不带我们玩了！

一片喧嚣中，我们如何客观、冷静、准确地认识“中国制造”？和悲观者（他们似乎以宏观经济研究者为主）的看法不同，我基本上是乐观的。主要依据，一是“中国制造”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面临巨大的机会；二是“中国制造”企业卓有成效的转型努力。

未来：有危机，也有巨大的机会

“中国制造”未来的机会主要有：

1. 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发展不平衡，变“平”的过程，给了“中国制造”持久的需求牵引。举一个例子，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尚无排水及排污设施（符合卫生要求的），这是多么大的需求！进而言之，未来我国在国土治理、生态改善方面市场空间巨大。

2. 当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中产时代”，消费升级将持续发生。一方面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各类人群、各种情境的细分需求集合将会增加并不断变化；另一方面，消费结构亦会转换，大家从电影、旅游市场的火爆中便可得出结论。此外，任何一种消费形态都会处于递进之中，例如消费者要求汽车更节能、更便捷、更安全、更智能、更美观、更具“体验性”等。

3.“中国制造”在材料、零部件、工具、设备及软件等领域总体上相当落后，国外产品占主导地位。以手机为例，重要的软件、芯片及功能模组等，大部分是进口的。再以“工作母机”机床为例，我们可以造出它的骨骼，但神经系统（控制模块）以国外产品为主。在这些领域，对进口产品的替代，既是“中国制造”任重道远的使命，也是持续成长的机会所在。

4. 国际市场上，无论最终消费品还是中间工业品，“中国制造”的渗透、替代之路刚刚起程。我们以颠覆性创新的方式从低端市场起步（长期以来，中国产品以便宜著称）、从简易模式起步（贴牌加工），未来向更高级的市场和模式递进、转换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全球飞机发动机的叶片生产，为美日少数企业垄断，已有中国企业向此领域进发。

5. 全球经济低迷，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制造”全球范围内整合、利用资源创造了条件。据我所知，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收购兼并的力度很大，在人才、技术、品牌、通路等方面均有斩获。同时，在全球产业结构及竞争格局激烈变动的环境下，某些市场空间及客户资源有可能从原先的领导者那里让渡出来。华为在欧洲的遭遇及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6.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我国过去一些封闭、垄断的领域有可能逐渐开放，如能源、军工等，这对“中国制造”的提升极为有利。

那么，互联网因素会给“中国制造”带来机会吗？我国从互联网人数、互联网企业数量以及互联网企业上市公司数量等指标看，算得上是互联网大国。但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模仿居多，原创较少；二是应用较多，技术不足；三是集中在消费及服务领域，制造领域的应用及创新鲜见；四是与外部互联互通、共享信息和知识资源不足，未能分享全球云计算的益处。到了物联网时代、工业4.0 时代，无论是智能生产，还是智能生产体系的输出——智能产品，我国和美、德、日相比差距很大。互联网因素不仅未使这种差距缩小，反而有可能扩大。差距既体现在芯片、传感器、新材料、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等硬件上，更体现在智能制造、云制造的软件上。因此，制造领域的互联网给“中国制造”带来的更多是威胁。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中国制造”被甩开并非没有可能。我们在保持“基本乐观”的同时，也要看到形势的严峻。

“中国制造”已经发生的三个积极变化

从中国制造企业的转型实践看，一批基础弱、规模小、领导人素质低的企业转型无望，只能退出，而一些具有较好基础、锐意进取的企业正扎扎实实地开始了始于足下的千里之行。互联网要素的导入、商业模式的变革，这些战略层面的调整创新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影响中国制造企业未来转型成长的深层次、基础性因素开始发生可喜的变化。

第一，在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开发、动员和利用上，观念发生重大变化，采取多种形式的分享机制（上市公司普遍安排较大范围的股权激励），构造利出一孔的组织机能；资本和知本的融合，标志着一些中国制造企业已走出原始形态，找到了知识社会应有的合作模式。共享型的组织激励，不仅对于企业成长，而且对于社会进步都有重大影响。人力资本主权时代、人力资本价值伙伴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航段。

第二，在天使、风险、PE 各种形态的资本作用下，在资本市场的催化下，部分中国制造企业在治理结构和资源模式上有了双重的进步。就前者而言，公司治理的契约化、规范化程度提升，决策的民主性增强，个人凌驾于组织的现象减少，所谓的“国际惯例”一定程度上得到尊重。就后者而言，企业（尤其是创业企业）的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的来源增多、规模增大、层次增高。小米公司短时间内的迅速崛起，为新兴中国制造企业提供了范例。

第三，随着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中国制造企业的领导力瓶颈问题开始缓解。投机型、生意型的企业领导人越来越少，而战略型、使命型的企业领导人越来越多。他们视野更加开阔，使命感和平等意识更强，更加关注战略性要素和举措；另外在利益上更加大度和超脱（这或许是本人的期望）。

这种状况之所以出现，一是与互联网大潮有关，它极大地影响了新生代企业家的思维，如客户至上、去中心和扁平化，极致产品，颠覆创新等。二是与先进企业的标杆作用有关。近年来，有志向的制造企业普遍在学习华为，尽管学会的程度不等，但即便学点皮毛，也是有益处的。另外，小米的产品理念、社群理念也对大量中小制造企业产生重大影响。三是与新生代企业家自身的素质禀赋和学习能力有关。他们普遍教育程度较高，同时对学习新事物有极大的热情。总的来说，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是环境变化和主体选择良性互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