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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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日本有7家千年以上的企业，而存活150年的企业，中国只有5家，而日本有2万家，这是为什么呢？

我是研究近代史的，做近代史有点麻烦，很多事不能说，一说就陷入虚无。今天我们不讲近代史，讲古代，看看帝国为什么会溃败？和我们一般认识不同的是，中国在西周及以前实际上是封建社会（指封邦建国），春秋战国以后，尤其是战国以后，封建制就不存在了。封建社会的国家里，国土、民众是被一层层封建管理的，国家、土地上存在很多政治，每一层级都归一个封建领主（公、侯等贵族）管理，土地、财产、民众都归于这个领主。所以，在那个时代，官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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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集权统治下的“公司”命运

战国以后，学术上称古代史，从封建变成了郡县制。郡县，是地方的行政区划，行政区划的首长都是官吏，而不是土地的主人、所有者，官吏只是替国王（战国时是国王，后来是皇帝）管理。战国以后，特别是秦汉以后的中国政府有两个特点：一是高高在上的皇权；二是庞大的官僚体系，有中央和地方两大体系。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管不过来就委派官吏管；官吏是皇帝的下级，实际上是雇员，雇你来管理，给你发工资，如果干不好就撤职，有点像今天的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各个主管、分主管都是一些大臣。但有一点不同，今天员工不想干了，可以“炒”主管；当时是炒不了的，天下只有一个皇帝，你没有办法、没有资格去炒。战国时期可以“炒”国王，战国以后只有一个主，也就是说天下是一个大公司，剩下的人都是公司的部门主管、雇员。

这样一种帝制结构就出现了问题。同样是皇帝，日本有天皇就一家，到现在还是他们家，没变；而中国大大小小的皇族已经变了三十几次。中国的历史周期律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完了治、治完了乱，是治乱交替的周期律。黄元培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对话说，一个王朝、一个团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几乎每一个王朝都逃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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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业不能长青的根本原因：官僚制度

古代推崇天命，认为王朝兴亡是由天命决定的。为什么日本天皇始终是他们一家，中国却经历这么多更替，没有一家能稳掌统治权，一般来说最长的也不过就是二百年。过去解释说，由于所谓的“封建阶级”残酷剥削，让穷人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但是考察一下，中国过去两千年的历史，真正的土地兼并导致农民起义的很少，多数情况下是统治集团斗争导致王朝覆灭。另外一个说法是，农民造反是官逼民反，也就是说实质上每一个王朝的问题都是官僚制的问题，解开中国历史之谜的钥匙，就是官僚制度。中国过去历史是一个官本位国家，也是官僚导向的国家，官僚体系掌握着国家绝大部分资源，掌控着社会的导向，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

长期以来的官本位不仅是社会现象，而且默化成为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甚至渗透到了僻地山乡的下层民众。中国的文化里，人们既仇官又喜欢官。官员体系是掌控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关键。皇权不能直接体现历史，而是通过官僚体系来体现的。封建社会实质是贵族社会，所有的封建领主都是贵族、都有爵位，最低层的贵族是士。后来贵族被消灭，到社会主义以后，中国就没有贵族了。什么是贵族？就是当官。怎么能当官？和皇帝、朝廷要保持一种联系，这就促成了选官制。为什么科举制这么深入人心？就是因为它是选官的，即便现在，我们还是很重视高考。当时想出人头地，唯一的办法就是和朝廷有一种联系，而科举是最重要的途径，这样才能上升为士大夫、士绅。士绅体系是和朝廷密切联系的。

社会上最尊贵的人就是官员以及侯补官员。官员替皇帝管理一方人民，但是他又不是这个地方的所有者。县是最基层的行政区划，但县官也称“百里侯”，任何一个县都不是县令、知县的，他只是替皇帝打理；但是县里，他权力特别大，只有他一个人说得算。那时候县令要想处治一个人非常容易，除非这家有相当的背景。过去县令没有资格判死刑，但是一样能置人死地，比如把人关起来，然后使用暴力。也就是说一个县令有生杀权，而且朝廷所有的经济来源都靠县令，他掌握两个大权：一个是生杀裁夺、一个是征粮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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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

绝对的权力滋生了大量的腐败贪污。虽然朝廷有监察体系，但大部分是在京师；虽然朝廷提倡儒家教育、提倡道德，树立清官榜样，也的确有人会学习这些榜样，但人性亘古不变，真正讲求道德的人非常少，多数都是比较贪婪的，没有几个人在钱财、利益、权力的面前不动摇。每年县令过手的钱粮那么多，但都不是他的。在“封建”时代，民众属于领主，如果领主盘剥民众，等于自己的财产受损失。但作为县令，老百姓、土地的产权都不是自己的，这种情况下贪污是不可能被裁治的。如果公司部门的主管也有这么大的权利，同时上级也管不到、监督不到那么多，我认为出问题的可能性大概是99%。  

这种体制下，官僚机构的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从中央到地方，设置衙门、官职是为了给皇帝服务。但是官员也打自己的算盘，像海瑞做知县，母亲过生日连斤肉都买不起的是极少数。中央机构，比如锦衣卫、九门提督，这些衙门大量办事的都是临时工，临时工没多少油水，但大家照样活得很滋润。地方机构，一个县几千个衙役都是靠县令的大印活着，并且活得很好。

明、清时候，县令年俸不过四五两，这是海瑞为什么吃不上肉的原因。但大多官员都会搞灰色收入：征收钱粮把散税换成25两的元宝，储库上交；官员会在规定税额外加收火耗，就是零换整的消耗，这个火耗有讲究，100两的税，加收1两是火耗，加收10两也是火耗，加收15两也是火耗。后来越征越多，清朝雍正改革，火耗归公，县令每年发300两白银。但并未有实效，官员在规定外还要加，他们有很多办法弄钱，名堂特别多。

明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衙门，漕运总督。从南往北运货的时候要过很多条坝，船过坝的时候，要把货都卸下来，把空船抬过过坝，后再把货装上。漕运是个庞大的体系，有很多转运站，很多漕兵，所以成本非常高。后来可以走海运，从长江中下游直接进海，海洋再到河漕，成本很低。但是后来搞不起来，一个主要原因是官员反对，为什么呢？如果改海运，漕运就搞不起来了，牵扯很多利益链，老百姓、漕兵失业不要紧，关键是漕运衙门是满人的世界，满人占统治地位，怎么愿意失去好处。一直到太平天国断了漕运，才搞海运。但漕运衙门始终没撤，一直到1898年。

04

官僚体系抑制了传统工商业发展

两千年里，凡是试图改变制度的变革都失败了，只有一个不以改变制度为目的的变法成功了——商鞅变法，商鞅的成功是很缺德的成功，把不合法的安排都合法化了，刺激民众合法获得利益是其成功的原因，但负面效果是，严法之下，社会关系紧绷，缺乏自我修复和调节的功能。这也导致了秦朝传不过两世即遭“楚人一炬”的命运。

汉朝确立了依靠皇帝统治的大一统社会，主要是靠官僚来掌控，官僚体系出问题，整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社会矛盾需要靠官僚体制调解，一旦体系出问题，这个调解失灵，就会出问题。比如说古代基层官员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处理诉讼案件，那时的官司能不能实现正义、公平？很难，但是起码能保持平稳的运作。虽然官僚体系有先天性的弊病，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官僚制度也是维持中国集权王朝统治的根基。

但从个人角度来说，如果官员越来越为自己着想，获取利益，积累的民怨就越来越多。老百姓架不住了，成了流民，脱离了土地。离开土地以后，如果朝廷有一个合适的工商制度也很好，可以做手工业、做商人、做伙计，但很多王朝没有合适的工商制度。中国一直都有工商业，但是国家没有合适的管理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观念对工商业的压制。工商业始终是时好时坏，不稳定；最稳定的是种地，“士农工商”，商人还不如农民地位高。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不是没有工商业，而是没有可以长期发展的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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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改朝换代的背后是官僚机器失灵

太平天国起义，大半个中国被搅和了。最初，洪秀全想当一个教主，教主当不成想当一个山大王，拉起一队人马。开始没有想打到南京、北京去，不幸的是，他明明想做山大王，却打了超大的旗——太平天国。朝廷就觉得不对劲了，怎敢另立中央、分裂中国，其实太平天国最初并没有推翻清廷、另立政权的打算。但外界看来，就是在分裂中国，所以必须消灭。朝廷派重兵，四个省的军队围剿一群草寇，居然就围剿不了。最离奇的是，有一次是一千人没打过七个人。

这种情况说明，晚清不仅是官僚体系，整个体系都废掉了。像军队，八旗不用说了，是满清皇族的待遇，不用打仗、不用干活，天天有钱粮，养生、下馆子、赌博、看戏、溜鸟。原来八旗兵进关的时候骑马，200年以后马都骑不上去了。绿营军是汉人，也废了，武官虽不在文官官僚体系内，但也有门路变相捞油水，一个营额定500人，军饷顶多维持250人，另外250人吃空饷。武官不仅让兵吃空饷，而且克扣军饷，发一半。这样的军队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上头来查，就临时雇一些老百姓，穿着军装，杵在那儿。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打英国人打不了，打自己人也打不了。洪秀全的队伍是广西客家人，更能打，广西的农业不如广东，穷山恶水，老百姓被逼到了绝境，已经无所谓生死了，所以太平军前期战斗力很强。

朝廷初期围剿的失利，更加刺激了太平天国的野心。从广西，第一步打到了湖南，湖南当年也有大量山穷水尽的老百姓；没到湖南之前，太平军连男带女不过一万多人，到湖南队伍立刻庞大了，到了湖北更大。也就是说，农民起义、造反的发生和壮大，都是因为官僚机器失灵。

官僚体系的积弊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靠皇帝来挽救是没有办法的，这是官僚机构以及官员本身的堕落。每一个王朝初年，经历过改朝换代的征战，国力衰退、物质匮乏，大家没有什么可比的。但发展了几代，生活好了起来，即使官员自己不攀比、不炫富，家族之间也会攀比，这个堕落是很可怕的。这样趋势导致每一个王朝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崩溃，这就是中国换了这么多朝代的根本原因所在。

至于皇帝的精明与昏庸，也是一部分原因，但不是主要的。有励精图治的，勤奋、明白的皇帝会好一点，但是大趋势仍不能扭转。清朝十个皇帝，都是天不亮起来上朝，没一个敢睡懒觉的，最后还是不能改写灭亡的命运。如果整个机制不改变，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再看明朝的朱由俭（崇祯皇帝），多勤奋，但能有什么办法挽回江山？最后吊死煤山了。崇祯当时没有军饷抵御满人，也没有力量抵制李自成，这个时候让官员们捐钱，他们怎么都不捐，没有人觉得与自己个人利害有关系。最后兵临城下，官员还是免不了被俘受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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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没有超过200年的企业：被清零了

一个根本问题是，怎么能改变或者避免官僚体制的先天性弊病？只有改变这种模式才有可能跳出历史的怪圈，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们不要小看治乱交替，每次大乱都是人口减半。中国好几次人口达到2亿，最后都是跌到1亿以下。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能死掉一半还多的人，如果是8000万，就要死4000万还要多，人口骤减，先民创造的财产、遗迹都化为灰烬。再看欧洲，古希腊、古罗马还有遗迹的留存，而我们中国地面建筑还有什么？我们最完整的只有一个故宫，也不过两个朝代，此前的都毁掉了。连日本这样的国家都有800年甚至1000年以上的老字号，我们有吗？我们哪个商家老字号能超过两百年，根本就没有。制度弊病，战乱频仍，财产根本就没办法保存。

我们中国人忙活半天，最后清零，中国历史类似于电脑死机没存盘。这种周期性的治乱交替，意味着不仅仅是知识、财富的流失，而且是人命的大量缺失。这样常态的事情我们基本都不愿意说，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发生，这种残忍在中国就是过去的常态。中国人怎么能摆脱这种治乱交替的浩劫的周期率？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出帝制，打破官僚体系，这是唯一的办法，再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