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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年,警惕3大变局……
发布时间:2021-03-30 16:20  文章来源:来源:正和岛《决策参考   作者:王林   点击:次

文 / 王林,正和岛首席经济学家、大势观澜塾首席导师

来源:正和岛《决策参考》

OB欧宝体育e洞察已获授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01

规划十五年,应对国际三大挑战

这次“十四五”规划,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先前一般都是规划5年,而“十四五”部署了15年,横跨“十五五”“十六五”,所以现在的提法都是“2020年到2035年”。

这样一个大跨度,主要是为了完成重大目标、应对重大的不确定性挑战。

国际上的不确定性,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现在病毒的变异速度比疫苗研发要快,另外,有消息称南极的冻土已经开始融化,据科学家检测,冻土里正在释放大量的史前病毒,这些病毒是在冰河时期就形成的,人类完全没有遇见过。

一个新冠都弄得沸沸扬扬,更何况是这些人类很可能无法招架和应对的新病毒。

第二个挑战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国际局势现在也是不可预测的,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将中国重新定位为战略对手,拜登上台也不会改变这个趋势。

如果美国选择与中国脱钩,世界上仍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会跟着美国走。

第三个挑战是颠覆性技术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

《山海经》里记录了很多神奇的东西,但现在人类的科技进步已经超越了神话。

“九章”(量子计算机原型机)的运算,在求解5000万个样本的高斯玻色取样时,仅需要200秒,而2020年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富岳”需要6亿年。

求解100亿个样本时,“九章”需要10小时,而“富岳”需要1200亿年。还有马斯克的脑机接口、火星计划等。

理论上讲,技术进步能带来巨大生产力的解放,那为什么仍需警惕呢?

我非常担心的一点,比如美国在芯片上断供华为,我们出台了5年9.5万亿的“芯片强国”计划,并且下发了文件。让人担心的是,这有没有可能是美国的一个战术动作,目的就像当年美国对苏联搞的军备竞赛“阿波罗”计划一样?

我们把自研芯片当做一个战略动作来搞,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是台积电计划在2021年推出3纳米制程,接着研发2纳米,再往后香农定理就失效了,硅基芯片很可能走到尽头了。

而当我们努力突破了7纳米后,人家很可能已经换了一个玩法,站在了另一个更高的维度上。

科技变化得太快了,石墨烯就是完全另一套玩法,这种颠覆性的科技往往打得我们猝不及防。在一些领域中,很可能当我们花费大量人力、财力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家科技升维了,或者人家引诱我们进入四维,但他们实际上已经在五维了。

我们现在拼命在搞5G,但日本2021年就开始布局6G,完全换赛道了。6G还不算,欧盟和美国现在在搞“星链”,技术维度非常的高。还有量子计算机,跟现在的计算机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

这是在国际上,我们要长时间去思考应对的。

02

国内:历史性挑战与机遇

从国内角度上,横跨3个五年,也是需要重点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2020年我们达到全面小康,全面脱贫也实现了,下一个目标是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未来15年很关键。

这期间,一定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界上真正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多,大部分都是掉下去的。这是对我们的巨大考验。

能不能跨越过去,成为一个决定性要素。

第二个问题是,在这15年里,中国的GDP总量一定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时,中国将面临全新的责任、挑战和机遇。

请注意这三个词!

当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时,一定是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的。

最开始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都是它的殖民地,它是世界秩序的重建者和引导者。美国取代英国地位后,也成了世界规则的引领者和制定者。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做好准备了吗?

美国经济总量在1894年超越英国,在那之后,它一直没当世界领袖。直到二战结束,也就是50年后,它才站出来制定游戏规则,自此主导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世界。

根据英国的预测,中国将在2028年超越美国。国内学者保守一些,普遍认为是在2030年超越美国。那个时候,美国的实力并不弱,并且在全世界仍有大量的价值观同盟国。

中国GDP超越美国之后,马上要面临着:

第一是责任。这个责任不是想负就负、不想负就不负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一定要引导世界前进的方向和未来,这是规律。

第二是挑战。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但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还肩负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指引。从这一点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呢?

2020年出现一个转折,原来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的治理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并且质疑中国的治理模式。

从疫情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治理模式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比美国要强,美国的死亡人数不断攀高,而中国基本控制住了疫情。

这就是习总书记说的,中国给世界道路上一个新的选择。

原来基本就两个选择:一个是美国自由主义模式;一个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我们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苏联的。

但是,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并没有看清这条路,也不知道它有哪些好处。

所以说,中国在登顶世界经济第一大国之后,能不能告诉世界除了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之外,还有一个中国的道路模式?

中国除了经济大国之外,能不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这些都是我们在路径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李约瑟难题是,为什么中国从1600年之后就开始衰落?我们现在讲,到2035年前要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做好准备,在这期间,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和艰难的探索。

第三个问题是机遇。我们成为新的全球化规则制定者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化?

目前来看,大概率会是一个以区域合作为主、以全球合作为基础的全球化模式。目前中国加强了与东盟十国合作、开始探索中日韩自贸区等,很可能因为疫情,使得整个国际地缘政治出现重组。

中国除了制度优势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

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我在以色列跟他们贸易部长面谈,他们说:“以色列确实发明创造很多,但我们没有市场,总计就六七百万人,没有市场再好的发明也不能够转化为国家的利益和效益……”

我当时给他们提建议说,一是以色列对中国直航的航班太少,要到北京、广州、香港转机;二是在直航航班的头等舱上都没有配懂华语的乘务员;三是以色列虽然说重视中国市场,但行动上还有优化的空间,中国人民还不太了解以色列。

中国能向世界提供最大、最重要的资源就是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

根据中央“十四五”规划,到2035年实现居民收入翻番,中等收入群体达8亿人。现在的中产阶层是4亿人,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市场、购买力将扩大一倍。

现在根据中央构想,明确提出来在“十四五”期间要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将来会在国民经济中重新扩大分配比例,这意味着有几类人的收入,国家会给予政策性倾斜。

第一类是技术工人,就是蓝领和技术性白领;第二类是农民工、农民;第三类是小微企业创业者,目前有1.3亿小微创业者,很多个体户还谈不上中等收入,将来要帮助他们成为中等收入人群。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向世界提供如此大的市场,也就有底气一方面重组世界产业链,另一方面重组新的全球化:推动以区域合作为主、以全球合作为基础的新全球化浪潮,这是我们在“十四五”期间要做的事情。

在这期间,有一个重大信号十分值得注意。2020年11月20日,习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讲:“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积极考虑加入”,6个字的分量相当重——这是公开记录中,习主席首次在国际场合针对这一协定作出如此明确的表述。这是一声巨雷,表明了中国开放的决心。

加入CPTPP意味着中国将极大地协调内部机制和制度。中国加入世界是先从产品开放,再到要素开放,再到制度型开放。加入CPTPP,就是中国向全世界宣誓,将用制度型开放迎接新一段改革开放的历程。

当年,中国加入WTO,修改了2300多个国家级法规和1.9万多个地方法规。这次的CPTPP也意味着大量法律法规的修改,甚至是终止、废除。

这对将来的影响非常深刻。比如说我们的国有企业,而CPTPP对国有企业有大量的限制,要求政府对国有企业采取竞争中性原则,对国企不能补贴。还有贷款方面,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远远松于对民企的贷款,很多不用抵押就直接发贷,这些将来加入CPTTP就不被允许了。

另外,国有企业也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还有吸引人才、董事会决策、工会制度等方面,都需要与之相吻合。

原来的改革内在动力是很强的,像农村改革,一改革农民就会得到利益,而且也没有人受损失。现在一些利益阶层开始固化,越往后改革就越动力不足。这就是为什么习总书记说“我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

加入CPTTP实际上是以开放倒逼改革,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就是全方位、全渠道的制度性开放,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充分调动中国制造的巨大潜能。挑战的一面是,将来要面对CPTTP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政策”,我们的企业能不能经得起冲击?

就以我们日常的用品来说,我有一部德国原装进口的奔驰车,开了十年都没有大修过,但很多国产车开两三年就要到处修。

中国加入CPTPP后,日本的汽车产品质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又没有关税,中国的产品该怎么应对这样的挑战?

当然,挑战中也藏着机会,日本的产品质量再好也要漂洋过海运过来,物流成本是一部分,而我们还拥有产业链本地化的成本优势。所以,对我们的企业来讲,将来的空间非常大。

在这样历史性挑战和历史性机遇下,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特朗普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让中国醒悟了。原来很多人还陶醉在中国的成长中,现在我们彻底领悟,没有强大的产业链,将来就会被人扼住喉颈。

所以,中国在“十四五”规划的15年窗口期里,一定要去“铸链”。原来我们总讲补链、强链,后来我给江西省政府提建议要“铸链”,易炼红省长很重视,就是要打造自己的产业链。

“铸链”主要就是在高科技方面,2020年以前中国的发展都是以“快”为主,中国作为一个曾经古老的贫穷国家,改革开放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快速发展”。

这其中有很多跟进型创新,国外有亚马逊、eBay,我们有淘宝、支付宝等。很多互联网产品我们都不是原创,但是我们却应用得很广泛,林毅夫教授把这个叫“后发优势”。

但是现在“后发优势”逐渐消耗殆尽,跟进型创新已经走不通了。

下一步我们要走入一个原创性阶段,经济发展上从“以快为主”到“以好为主”的转变。

“十四五”期间国家定位的前沿领域,主要是指这8大领域:1.人工智能;2.量子信息;3.集成电路;4.生命健康;5.脑科学;6.生物育种;7.空天科技;8.深地深海。

未来将集中巨大力量补链,其中9大战略型新兴产业是重中之重:第一是信息技术,第二是生物技术,第三是新能源,第四是新材料,第五是高端装备,第六是新能源汽车,第七是绿色环保,第八是航空航天,第九是海洋装备。

除了高科技技术上的补链,还要补工匠精神、补思想意识上的链条。

以前中国很多领域是“卖方市场”,什么东西都缺,很多厂家就“萝卜快了不洗泥”,反正能卖出去,就愿意赚“短平快”的钱。现在很多企业做战略只有两年,甚至只做一年,但像华为一做战略就是15年,远大科技集团一做战略就是15年,长期主义才能够长期发展。

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很多东西都是做到极致。为什么日本电商发展得没有中国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线下服务远超中国,我们的工匠精神是“断了链条”的。

将来加入CPTPP,全世界的东西都拿到中国来卖,那时候企业才想起工匠精神,可能为时过晚了。

03

民生领域的大变局

国内,在民生领域也会面临几大挑战。

其中一个是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现在的总生育率已经突破了警戒线,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1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一半;2019年是1.048%,是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而人类代际传递所需的最低生育率是2.1%,一个夫妇生2.1个孩子,社会才能正常往前走,因为要去掉一些意外因素。

低生育率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日本给了我们前车之鉴,他们的出租车司机、电车司机、酒店门童都是老人。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也在下降。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TFP增长率由全球金融危机前十年的2.8%降至危机后的0.7%。这就提示我们要有相应对冲机制安排和体制保障。

社会科学报也表示,改革开放4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水平达到了美国的43%左右,到203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水平要达到美国的65%,这是一个现代化水平的底线要求。

而这几年0.5%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远远达不到这一要求。

“十四五”期间,我认为中央会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放开三胎,甚至鼓励多胎。

除了生育领域的挑战,反垄断也是中央提出的“十四五”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

前段时间,马云、社区团购股等事情沸沸扬扬,其实,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以往我们都是先制订规则、再发展产业,但对互联网经济不同,我们是先发展、再规范。这就带来了,互联网经济十分类似于自由放任的形态。

中央的信号非常明确:中国不存在大而不能倒的企业,企业也不能够绑架中国经济。

实际上,在电商兴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弊端一直被人们意识到、但却没有被表达出来:电商崛起的背后,是几百万家实体小商店的倒闭。

另一个问题是,电商兴起后,使得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往低成本这个方向上过独木桥,很多电商平台主要就是靠价格低来相互竞争,这其实是把路引歪了。

低价血拼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价格低质量就低;二是企业陷入价格战泥潭,而失去了创新和研发能力。现在还有一些商家,强行要求“二选一”,出现了市场垄断的问题。

让人恼火的一点是,你做大了,拥有十多亿用户、上万亿的规模,却还总在国计民生领域不断地挤压小商小贩,就像人民日报评论公开讲的,中国的高科技被“卡脖子”,很多企业却在算计那“几棵葱”“几头蒜”。

现在我们对比国内企业家和马斯克,境界相差很大。

马斯克在探索“星链”,探索太空互联网和火星移民。还有谷歌,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巨大精力。而我们的互联网巨头,却在拼命“996”压榨员工,还有很多网络贷款,让年轻人背上了巨额负债,怂恿他们花他们根本挣不到的钱,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十四五”期间,中央下了很大决心,要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而且要引导资本流向它应该去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法是“需求侧改革”,以前老讲“供给侧改革”,现在要构成一个循环,就必须需求侧和供给侧相匹配,这一点很重要。

国内民生领域的第三个大变局,企业家一定要高度关注,习总书记已经宣布了中国节能减排的两个指标:2030年以前要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这个目标下,2021年碳市场将正式启动运行,中国现在年碳排放量接近100亿吨,如果一吨的价格能够按100元量级计,市场容量就是10000亿元。

在这一点上,中国表现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会采取非常强力的减排措施。所以,高排放的企业要注意了,如果碳排放能降下来,那就尽早降下来,如果降不下来,那么一些业务该转型就要尽早转型。

碳达峰目标也是一个机遇,对生态环保企业是一大利好,这方面该投资要加紧投资。

04

能否应对挑战,取决于改革的力度

上述讲了挑战,也讲了机遇。但是根本性一点,能否应对巨大挑战,取决于我们改革开放的力度。

举个例子,现在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资格权、流转权等已经有了改革,但能不能在土地资源要素的货币化方面更进一步?能不能真正地把土地给农民,让他们实现价值最大化?这其中涉及很多利益。

对企业而言,我们的“放管服”政策能不能进一步深化?也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现在很多人等着就业,主要是觉得创业难度大、税收高,高税收打消了生产者的热情,一些原本有些利润、可以生产的行业,因为要抵税觉得不划算,就不干了。

还有中国金融业的利息也非常高,很多企业家的心声是“感觉在为银行打工”。所以说,深化改革、减税减负,让那些等着就业的人变成创业者,才能够让整个经济活起来,而这也是“十四五”期间一个首要的目标。

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对企业的纾困政策要不要收回?

因为一方面我们要减税、减负,另外一方面还有防疫支出。但中央的决心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的政策将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至少在2021年6月份之前,主要的帮扶企业政策都不会改变。

“十四五”期间,真正到了中国深化改革一个最最关键的历史节点了。

这15年会是一个巨大考验,也考验着中国企业家的定力和耐力,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要在变局中提高格局,让自己发出微光,带着整个队伍,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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